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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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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行政罚款管理规定》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行政罚款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市行政罚款管理规定》（1993年市人民政府令第5号）作如下修改：
一、在第二条第一款后增加一款：“法律、法规对实施行政罚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将第四条第（三）项修改为：“国务院各部委依法制定的规章；”。第（五）项修改为：“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规章。”
三、在第六条第（三）项后增加一项：“举行听证。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依法举行听证。”
四、将第七条修改为：“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罚款应当根据事实、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依法决定从重、从轻或者免于处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处罚。”
五、将第八条第（六）项修改为：“对罚款处罚要求听证、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
六、在第九条第（四）项后增加一项：“听证笔录；”
七、将第二十七条删除。
有关条款项目增删后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行政罚款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天津市行政罚款管理规定

（1993年7月2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1997年12月31日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行政罚款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罚款的管理，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严肃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杜绝乱罚款现象，严防以罚款谋私利，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含授权和受委托执法的组织，下同）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罚款，必须遵守本规定。
法律、法规对实施行政罚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罚款时，应当遵循合法、公开、准确、及时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罚款的合法依据为：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
（二）国务院制定或批准的行政法规；
（三）国务院各部委依法制定的规章；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五）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规章。
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罚款的依据不符合第四条规定的，应立即停止执行，对违反者将追究政纪、法纪责任。
第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罚款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处罚的外，均应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登记立案。行政执法部门认为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追究责任的，予以登记立案。
（二）调查取证。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向行为人询问并向知情的公民、组织了解违法事实，搜集有关的证据材料。
（三）听取申辩。向行为人说明给予罚款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听取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
（四）举行听证。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依法举行听证。
（五）作出处罚决定。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实施罚款的，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作出罚款处罚决定书，并依法及时送达被处罚人。
第七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罚款应当根据事实、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依法决定从重、从轻或者免于处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处罚。
第八条 罚款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被处罚人姓名、住所或者被处罚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姓名等基本情况；
（二）行政执法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
（三）罚款处罚的理由、依据；
（四）处罚决定；
（五）处罚决定的执行期限；
（六）对罚款处罚要求听证、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
（七）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部门名称、印章、执法人和日期；
（八）其他应注明的事项。
第九条 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罚款处罚决定后，应当将下列材料归档编号：
（一）现场笔录；
（二）询问笔录；
（三）鉴定结论；
（四）勘验记录；
（五）听证笔录；
（六）其他证据材料；
（七）罚款处罚决定书副本。
第十条 行政执法部门实施非当场罚款时，除交给行为人罚款处罚决定书外，还须在收到罚款后，给行为人开具《天津市罚款统一收据》。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使用套印“天津市财政局罚没财物专用章”的《天津市罚款统一收据》，该收据是行政执法部门的记帐依据和原始凭证，是财政、审计、监察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十二条 《天津市罚款统一收据》内容应包括：票头、字执号码、联次、监印章、交款单位或个人的名称、开据日期、罚款项目、标准、金额（包括大小写），实施处罚单位章，收款人章等。
第十三条 市财政局负责罚款统一收据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行政执法部门需用罚款统一收据时，由市级主管机关持介绍信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文件，经市财政局批准，到指定单位印制并按规定下发。
中央驻津的行政执法部门使用国家统一罚款票据的，应报市财政局备案。印制罚款票据，须加盖“天津市财政局罚没财物专用章”，方可实施罚款处罚。
第十四条 被处罚人对无“天津市财政局罚没财物专用章”的票据，有权拒绝交纳，并可向执法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反映、举报，也可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五条 禁止将《天津市罚款统一收据》撕毁、转让、倒卖、涂改、拆本和伪造。填写错的罚款统一收据，应加盖作废章，完整保存其各联，不得私自销毁。丢失票据应及时报告执法主管机关和财政部门，并声明作废。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必须建立罚款票据的印制、领用、保管、缴销、稽核、结存的管理制度。每册罚款票据用完后，应在票据封面上填写处罚时间、金额，加盖经手人印章后，交本单位财务主管机构审核存档，并定期向本级财政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罚款收据存根保管期为三年，保管期满后，由主管机关的财务部门汇总监销。
第十八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缴的罚款全部上缴国库，不得隐瞒、坐支或挪用。对截留、坐支或拖延不交等行为，财政部门有权扣拨其经费或通知银行从其存款帐户中扣交。
第十九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所需办案补助费，列入各级财政年度的财政支出预算，由执法部门编报支出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核拨。
禁止以任何形式对罚款收入进行提留或分成；除规定的对办案有功人员奖励以外，禁止执法部门以任何形式将罚款收入与执法人员和单位利益挂钩。
第二十条 对企业的罚款，应从企业的利润留成中列支；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罚款应从该单位的自有资金列支；对个人的罚款，一律由被处罚人承担，任何单位不得报销。
第二十一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的主管机关应当加强对所属执法单位的领导，组织各种形式的执法监督检查。
各级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和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各级执法部门的罚款情况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并在规定权限内制止和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罚款处罚行为。
第二十二条 执法部门对涉及面广、群众普遍关心的罚款事项，应在管辖的区域内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三条 执法部门应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编报本单位的罚款收入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财务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部门予以纠正：
（一）市属委、办、局和区、县人民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超越权限，制定有关罚款处罚规定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擅自授权或不按规定委托罚款处罚权的；
（三）履行执法职责不当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审计机关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国发〔1987〕58号）予以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扩大罚款适用范围的；
（二）擅自提高罚款标准的；
（三）未按规定印制、使用罚款统一收据或者伪造罚款统一收据的；
（四）执法部门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密等原因使票据丢失，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五）隐瞒、截留、转移、挪用、坐支或者私分国家罚款收入的；
（六）未按规定使用办案补助费的；
（七）伪造“天津市财政局罚没财物专用章”法定标志的；
（八）经市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认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或投诉。对举报人或投诉人政府将予以奖励并为其保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