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水利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水移[2003]113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工作，我部制定了《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00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直属水库（含水电站，下同）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部等部门关于加快解决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号）和财政部《库区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03]57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1985年底前投产的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以下简称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
第三条 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实行“归口管理、政府领导、分级负责、社会监督”的管理体制，由水利部归口管理、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各级移民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工作。
水利部负责拟定移民遗留问题处理的政策、法规，制定有关规章制度，负责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审批和总结验收的终验；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负责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审批年度计划，审核下达预算。
水利部可委托流域机构负责流域内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实施管理的有关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本省规划的审核上报、组织实施和总结验收的初验；省级移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编报、下达年度计划和预算。
第四条 规划制订应科学合理，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实施，实行全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
第二章 规划编制与审批
第五条 规划按照水利部印发的《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2002-2007年规划及总体规划工作大纲》要求编制。
第六条 规划编制工作在地方政府组织协调和移民群众参与的基础上，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承担。
第七条 规划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省级人民政府报水利部审批。
第八条 经批准的规划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调整或修改，确需调整或修改的，应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规划内的具体项目原则上不得变更，如确需变更，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报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审批。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九条 项目管理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前期工作、实施和验收。
项目应明确项目责任主体并按照审批的年度计划和预算进行实施。
第十条 为便于项目管理，对建设地点分散、类型相同、建设开发时期一致的小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田水利等项目，可以乡或村为单位捆绑成为一个项目。
第十一条 项目责任主体一般应为项目法人，不便组建项目法人的，项目责任主体为项目建设单位和项目运营管理单位。
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筹划、筹资、建设、生产经营、偿还债务、管理维护及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
项目建设单位和项目运营管理单位分别对项目实施和实施完成后的运营管理负责。
第十二条 项目前期工作包括：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
项目应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进行初步设计。
总投资达到或超过50万元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参照行业规程规范编制。
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的编报要求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三条 库区建设基金投资达到或超过200万元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商财政部审批，初步设计文件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审批，审批文件抄送水利部备案；库区建设基金投资200万元以下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批权限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确定。
库区建设基金投资为辅的项目，前期工作可根据主投资方的规定执行，有关移民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权限参与前期工作文件的审查。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审批后，其主要内容需要变更的，应经原审批单位批准。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前，审批单位可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咨询。
第十四条 项目实施管理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
总投资达到或超过50万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应通过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并实行监理制度；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项目，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五条 项目应在实施完成后半年内验收。验收工作由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的批准单位组织。
第十六条 总投资达到或超过50万元的项目，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和相应的行业规程规范进行验收。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项目，验收具体要求由省级移民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七条 项目验收合格，验收单位应签署项目验收鉴定书。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办理移交手续，交付项目运营管理单位。
第四章 年度计划管理
第十八条 年度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年度计划的编报、审批和执行。
第十九条 年度计划根据批准的规划、年度预算控制额度，按照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制定的格式编报。
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应有批准的前期工作文件。
第二十条 各省级移民管理部门于每年8月底前，将下一年度计划报送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审批。
根据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的审批文件，各省级移民管理部门应尽快分解下达年度计划，有关文件抄送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
第二十一条 各级移民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批准的年度计划，不得擅自调整。确需调整的，应报原计划审批单位批准。
第二十二条 各级移民管理部门应根据统计报表制度编报统计报表，并做好年度总结工作。
第五章 年度预决算管理和财务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安排的库区建设基金属政府性基金，实行预、决算制度。
第二十四条 库区建设基金预算编制应以批准的规划为依据，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不编制赤字预算。
第二十五条 水利部每年5月底前下达次年各省库区建设基金预算控制额度，各省级移民管理部门根据预算控制额度和批准的规划编制下年度收支预算，并于8月底前报水利部。
第二十六条 预算一经核定，不得擅自调整。确需调整的，应报原预算审批单位批准。
第二十七条 库区建设基金的拨付必须按季度填报用款计划，并按批准的年度预算和用款计划拨款，不得办理无预算、无用款计划拨款。
第二十八条 库区建设基金当年未完工程的结余资金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当年已完项目的节余资金、停建项目资金和两年内未开工的项目资金编入下年收支预算，重新报批后使用。
第二十九条 省级移民管理部门应在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编制上年度财务决算报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
第三十条 各级移民管理部门应加强库区建设基金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严格会计核算程序，确保库区建设基金按规定用途合理使用。
第三十一条 库区建设基金实行县级报账制。县级移民管理部门为库区建设基金使用、管理的最后一级核算单位。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移民管理部门应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并认真执行。
第三十三条 监督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规划实施情况，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执行情况，资金的使用和项目的建设情况等。
规划实施中应开展监测评估工作。
第三十四条 各级移民管理部门应接受财政、审计及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对不严格执行年度计划和预算、挤占挪用库区建设基金及项目建设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等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必要时，停拨或缓拨库区建设基金。
第三十六条 对各级移民管理部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规划总结验收
第三十七条 规划实施完成后应进行总结验收。
总结验收分为自验、初验和终验三个阶段。自验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初验由省级人民政府在自验的基础上组织进行，初验合格后，由初验单位提出申请，报水利部组织终验。
第三十八条 总结验收需准备的文件或资料包括：总结验收阶段报告、规划实施总结报告、财务决算报告、资金审计报告、项目档案资料。
第三十九条 总结验收由终验主持单位制定验收工作大纲，明确验收要求。
第四十条 总结验收后，可对规划实施效果开展跟踪调查，进行后评估。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各省级移民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抄送水利部备案。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水利部印发的《水库移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水移[1992] 3号）与水利部、财政部印发的《库区建设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水移[1999]133号）同时废止。
【摘要】知情同意权是医患关系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权利。目前，因医师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医疗纠纷已开始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广泛查阅中外文献资料，并积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并希望能够对指导审判实践，促进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知情同意权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知情同意权规则在美国历经雏形到基本成型的过程，发展轨迹与判例紧密相关。而立法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后经《赫尔辛基宣言》不段完善发展。在人权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制定完成了《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知情同意规则立法一直带有行政化色彩且规定各异，直至《侵权责任法》的颁布，知情同意规则才趋于统一。第二部分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从契约法的角度观之，美国法认为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可能显失公平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德国法对医师说明义务的考量并非是以自主决定权为其基础，而是在不同的责任体系下考察医师说明义务的责任基础。从侵权法角度观之，美国侵权法下知情同意理论的发展呈现为从同意到知情同意，从故意到过失侵权两条主线。德国侵权行为法认为告知说明义务的违反，不同于医疗错误，责任基础在于医疗的侵袭行为欠缺阻却违法事由，根据其理论基础之不同，可以分为身体侵害行为说和人格权侵害说。以更好保护患者权益的角度，本文主张以侵权法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佳。第三部分以医师说明义务为视角诠释知情同意权，包括说明义务的主体、说明义务的对象、说明义务的形式、说明义务的标准、说明义务的免除，从另一侧面诠释了知情同意权的内涵。第四部分从损害的理论学说出发，阐述损害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对侵害知情同意的损害及其赔偿进行阐述。本文主张损害事实说，对侵害知情同意权进行全额赔偿，不仅包括侵害自主决定权的慰藉费，还包括具有因果关系的其他损害。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以及最佳治疗时机和最佳治疗方案的损害。
【英文摘要】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central right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urrently, medical disputes on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gun to rise great concern in the domain of civil law theorist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widel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and learning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following aspects, and wish to guide trial practice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I, firstly, we clarify the history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basic shape to matu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s showed that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cases. The legisl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originated from the "Nuremberg Code" and subsequently "Helsinki Declaration" supplemented content of it. Owing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sumer movement, the United States worked out a "patient to decide law." However, in our country, rules of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the color of administration and its rules are in chaos. Until the "Tort Liability Act" was enacted, the rules tend to unity.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law, American law argues that the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shall be applied by tort law. German law studies the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different system of oblig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rt law,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U.S. tort theory presented the two main lines. German tort law argues that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s different from medical errors, liability is based on the lack of negates subject of the illegal,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violations of body and personality rights. The third part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f doctor, including su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form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and exemption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Part IV studies damage theory and conclude the implication of damage. on the basis of damages, we describe the damage of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The paper adopts damage fact theory and shall make full 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including physical damages, mental damages, damages to property and the best timing of treatment and the best treatment damages.
【关键词】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权；说明义务；损害赔偿
【英文关键词】Informed consent on contract law, Informed consent on tort law, Obligation to disclose, Damage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 、 知情同意权的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发端于美国，通过判例逐步确立知情同意规则，而立法过程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判例和立法两条主线可以清晰呈现知情同意规则的形成过程。该部分以判例和立法两个角度对知情同意权进行阐释。
(一)知情同意权的判例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是舶来品，源自于英美法。英国关于“知情同意”的首次报道案例出现于1767年的Slater v．Baker＆Stapel-ton。在该案中，外科医生被控告未经患者同意对其进行骨折愈合。法院认为，在实施手术前取得患者的同意是“外科医生之惯例和法则（the usage and law of surgeons)”。这一事件标志着社会成员开始关注医疗合理与非合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界限。
美国关于知情同意纠纷最早的案例是1905年Mohr v．williams和1906年的Pratt v．Davis案。第一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未经患者同意的手术行为至少在技术上相当于实施了身体侵害。第二个案件中，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认为，原告把她自己置于被告的照管之下，被告没有得到原告的同意或授权，不能移走她的子宫。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智力正常，和患者讨论他的病情不会给患者带来危险的结果，并且没有紧急情况存在时，获得患者对手术的同意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对患者人身的侵犯。
1914年的Schloendorff v．The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医院未经患者的明确同意而将肿瘤切除，该案的Cardozo法官肯定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认为“每一个成年的且心智健全的人均有决定如何处置其自身身体的权利；外科医生如果没有患者的同意便实施手术，则构成暴行，该医生应对其损害负责。这一原则应被坚持，除非存在患者意识不清和获取同意前有必要进行手术的紧急情形”，即使从医学观点而言系有益之治疗，患者具有保护自己身体不受侵犯之权利，侵害该权利即是对身体之侵害（暴行），因而发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时期同意在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医生口述患者的医疗信息，患者口头答应，并没有要求书面化。
从英美前期发生案例可以看出：首先，知情同意权是以身体权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未获得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视为对患者身体权的侵犯，知情同意权未获得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其次，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目的不在于对患者人格、尊严或个性化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使患者与医生合作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再次，知情同意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这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有关。
20世纪中叶的Salgo v. 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案（1957年），首次使用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一创新概念。该案中，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Martin Salgo的外科医生，因怀疑患者腹部主动脉阻塞而建议使用主动脉造影技术，以确定阻塞的准确位置。检查过程中需要注射造影剂。该种检查在当地当时并没有作为一个常规检查而广泛使用。结果，因从背部向大动脉注射造影剂而导致了患者双下肢永久性瘫痪。这一不良后果，尽管被认为是一项少见的并发症，却是这一检查的固有风险。患者抱怨医生未将这一风险告诉他，医生也承认其没有向患者告知这一风险。虽然这种检查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患者及其家属，由于医院和医生未提供任何情况说明，所以对于这一检查可能带来的风险完全出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虽然上述这一并发症出现几率非常小，但即使在当时，也不能改变其固有风险的性质，不能说医学对此处于未知状态。该案中，美国加州上诉法院Bray法官认为，如果医生未能将患者就所建议的治疗方案做出明智的同意所依赖的、必需的任何事实告知患者的话，他就违反了对患者的义务，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医生必须将患者的利益置于首位，认识到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形下是至关重要的。在讨论风险因素时，必须运用一定的自由裁量，这一自由裁量应与做出知情同意所需事实的充分披露相一致。
Salgo案在美国知情同意规则的构建史上意义在于，知情同意并不是仅仅是同意，医师负有向患者说明的义务，只有在患者得到医师充分说明基础上作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同意。自此知情和同意合二为一，知情同意权向纵深发展，知情同意规则基本成型。该案判决不但为美国其他各州所接受，并“输出”到国外,使得“Informed Consent”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二)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立法的形成，最早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制定的《纽伦堡法典》。大战期间各国所进行的人体实验的恶行被揭发，普通民众对医师的权威不再尊重，父权医疗观念开始瓦解。《纽伦堡法典》第一条明确揭示：“以人体为试验对象时，事先征得受试人志愿同意，乃绝对必要的条件，亦即，受试人必须具有行使同意权的法律权利，必须处在没有任何强迫、利诱、诈欺、虚伪、哄骗，或其他将来有强制、威胁意义的形式介入，而能够自由运用其选择权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尚须受试人对于所涉及的主题内容，具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做明智的抉择。”此不仅确立自我决定权的原则，且对患者尊重与人权保障之观念，立即影响欧美诸国医界。
自纽伦堡规则问世之后，医学伦理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西方医学界认为有必要制定更全面人体试验的指导准则。1953年世界医学会医疗伦理学委员会开始研究与人体试验相关的伦理问题，当时的构想是在由法官制定并作为审判用途的纽伦堡规则之外，建立一套由医师设计，用以规范医师的专业准则。1964年，世界医师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第1、2条明确揭示：世界医学会制定赫尔辛基宣言，作为医师及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人体试验时的伦理指导规则。1975年第29届医师会作出了大幅修改，并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2008年10月世界医学会在韩国首尔召开第59届世界医学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修正案，这是该宣言自1964年制定以来第六次修订。赫尔辛基宣言不仅继承了纽伦堡规则重视人体试验受试者权益的精神，针对告知后同意原则的部分，赫尔辛基宣言更是直接采用了告知后同意的字眼，并对告知后同意的内容作了更详细的规范。
1972年11月17日，美国医院协会发表了《病人权利宣言》，列举了总计12条病人权利，其中的9条都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利，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利所涉及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包括：患者对医院和医师的情况有了解的权利，医师负有就症状、治疗方案等与患者有关的治疗信息对患者进行详细说明的义务，患者对治疗方案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患者对医疗费用有审查的权利等。
1973年，在美国人权运动、消费者权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医院协会通过了《患者权利法案》，承认“患者就与疾病有关的诊断、治疗、预测及危险性等信息，享有知情权，对于看护、治疗有接受权或拒绝权。在被充分告知后，有亲自判断利害得失之自我决定权。”1974年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以法律形式颁布了《病人权利》。1990年，美国制订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
我国关于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在《侵权责任法》之前主要包含在《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家长式医患关系模式占主导地位，知情同意理论并未受到重视。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医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规定了损害赔偿，但对于侵害知情同意权损害赔偿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混乱，同案不同判。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颁布，该法第55条明文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无疑统一了知情同意权规则，重申了“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在我国医疗侵权法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东西方知情同意规则的立法史可以看出，《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知情同意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人体试验中受试人员的权利，并不是针对患者而言的。《赫尔辛基宣言》2008年修正中对知情同意作出详细规范，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美国在人权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关注知情同意权并制定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显示出渐进式进程，起初的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体现出强烈的卫生行政管理色彩，为强化对卫生机构的管理赋予医疗机构负有说明义务，因此立法目的不是保护患者的权利，而是强化对卫生的监督管理。《侵权责任法》以权利和利益的救济为其首要功能，其颁布实施对知情同意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 、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侵害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患者既可以选择违约诉讼也可以选择侵权诉讼，体现为请求权的竞合,其请求权基础分别为契约法和侵权法,因此知情同意权理论可以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学理基础。该部分试从契约和侵权两个角度以美国法和德国法为蓝本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一)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
美国医师说明义务是基于患者自主决定权而发展出来的知情同意，其大多规范在侵权法中而与契约法无关。从表面上看患者与医师对治疗事项达成合意订立一个医疗契约，而契约基本精神在于意思自治、反对国家介入等也正好与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精神相符，以契约法来规范说明义务较之侵权法更符合对自主权的尊重。但美国未用契约法规范知情同意权理由如下：首先，在1957年以前，医疗契约常被提出作为医疗行为得到患者同意的证据。但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医患之间呈现出医疗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因此医患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以契约来规范可能会显失公平。其次，从契约法角度来看，如果患者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下订立的契约，此同意不能产同意的效力，因此医疗契约并不能成立。于契约不成立的情形下医师的说明义务是先于契约而存在而非契约义务，此种义务是先契约义务。医师之告知义务是契约成立的先决条件，而非由契约而生之义务。违反先契约义务适用于缔约过失制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个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并列的民事责任形式，所保护的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而不是合同法的责任，直接适用侵权法即可。
综上所述，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没有达到有效的同意而无效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