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已由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1998年1月10日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食品卫生，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含县级市，下同）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食品卫生工作的领导。
省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省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各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 鼓励和保护社会团体和个人对食品卫生的社会监督，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检举和控告。有关行政机关应认真调查处理。
第二章 食品及食品用产品的卫生
第五条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的规定以及下列卫生要求：
（一）必须有固定的食品生产经营场所；
（二）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不得生产、贮存、经营有毒、有害及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的物品；
（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与坑式厕所、垃圾或废物堆放场所等污染源应相距25米以上；
（四）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必须保持清洁卫生，必须排水通畅，有密闭的污物存放设施，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用具必须保持清洁，并有专门的清洗消毒设施；
（五）制售凉菜或冷食等直接入口的食品，必须做到有专人、专室、专用工具、专用消毒设施和专用冷藏设备；
（六）从事餐饮业必须有与生产经营的品种和数量相适应的餐（饮）具及专用消毒、保洁设施，并有专人负责消毒保洁，餐（饮）具消毒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七）从事送餐业务必须有专用配餐间、送餐车，并保证清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
（八）食品和食品原料的贮存场所和设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九）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时，必须穿戴整洁，不得吸烟，不得戴戒指、手链等有可能影响食品卫生的饰物，不得留长指甲及涂指甲油。
第六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一）非食用酒精配制的；
（二）注水肉和不符合国家关于兽药残留量规定的肉类及肉制品；
（三）河豚鱼，有毒的野蘑菇、贝壳类，已死亡的甲鱼、鳝鱼和河蟹，发霉的甘蔗、银耳和花生等有毒动、植物；
（四）含未经允许使用的农药、添加剂的；
（五）将已经用农药、化肥作过表面处理的粮食、油料用作食品原料的；
（六）食品原料中的激素、农药残留量等有害物质含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七）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擅自标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及新资源食品；
（八）未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特殊营养食品，婴幼儿食品，营养强化食品和一次性餐饮用具；
（九）未经卫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出厂的；
（十）进口食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者食品卫生管理规定的；
（十一）为防病等特殊要求，省人民政府专门规定禁止出售的；
（十二）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第七条 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审批的食品用化工产品（含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以及食品用工具、设备。
禁止用回收塑料、酚醛树脂、荧光增白剂、非食品用石蜡、沥青以及其他有毒物质制作食品工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装材料和直接接触食品的生产工具或设备。
第八条 属于食品专用的容器、包装材料和设备应当在包装上标明“食品用”字样。
第三章 食品卫生管理
第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本系统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做好宣传、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的工作，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
第十条 国家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地方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有关部门制定的地方食品质量标准，其中有关卫生学指标必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一条 食品生产企业对国家和本省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应当制定本企业的产品卫生标准，其中有关卫生学的指标必须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经具有管理权的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设计应符合卫生要求，工程的选址、设计和竣工验收的卫生审查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出具有关食品卫生的合格意见书后，方可批准其实施。
第十三条 生产保健食品、新资源食品、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的食品容器、食品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食品用设备的新品种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必须审批的其他食品或产品，在投产前应当向省卫生行政部门申报，经初审同意后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生产保健食品的企业，在生产保健食品前，必须取得省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保健食品生产卫生许可批件。
第十四条 生产属于卫生部规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为原料的食品、特殊营养食品、婴幼儿食品、营养强化食品、一次性餐饮用具、食品用洗涤消毒剂及其他食品用化工产品的新品种，必须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生产。
食品包装用纸的原料（包括纸浆、粘合剂、油墨、溶剂等）、陶瓷食品容器以及其他食品用产品，应当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生产。
生产已有使用卫生标准的食品用化工产品（含食品添加剂），应按有关规定经省以上化工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生产。
第十五条 专门从事药膳的生产经营者，应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开展药膳生产经营业务。
第十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发放营业执照；
同一生产经营者在不同场所和同一场所的不同经营者应分别办理卫生许可证；
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卫生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不得擅自变更卫生许可证所核定的内容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确需变更的，必须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
第十八条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接受食品卫生知识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并协助有关单位和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人员进行食品卫生知识的培训、考核工作；并直接负责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和卫生管理人员食品卫生知识的培训及考试、考核。
第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检查，由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负责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第二十条 工程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工地食堂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对有毒有害物品应当严格管理，防止误食。工地食堂应具备基本的卫生条件，其生产经营过程应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发布的食品广告，其内容必须符合卫生许可的事项，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与药品混淆的用语，非保健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能。
第二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必须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未能提供相应批次食品或原料的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的，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对其产品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的准予销售。
采购畜禽肉类原料时，必须索取动植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
索证的范围和种类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举办食品展销会、博览会等临时性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临时卫生许可证，再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
第四章 食品卫生监督
第二十四条 食品卫生监督实行分级管理。省卫生行政部门管辖中央在鄂和省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省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管辖所在市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未依法处理或处理不当的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案件，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权纠正并直接处理。
第二十五条 铁路、交通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其职责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规定。
第二十六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食品卫生监督员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合格后，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件。
第二十七条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有效证件。有权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调查取证。
食品卫生监督员采集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及包装材料、食品用洗涤剂、食品用消毒剂、食品用工具等样品时，应当向被采样单位和个人出具采样凭证并根据监测目的以及食品卫生检验标准方法的规定，无偿采集样品。
食品卫生监测频次和采样数量应当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卫生学、营养学指标的监测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上、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得在同一时期对同一生产经营者的同批产品进行重复检测。国家和省部署的抽查除外。
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已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除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临时控制措施外，必要时还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公告，追回已售出的可疑食品。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采取《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临时控制措施时，应使用封条，封条上应加盖卫生行政部门印章。
第二十九条 对封存的食品和食品用工具及用具，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封存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检验或者卫生学评价，并及时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属于被污染的食品，予以销毁；
（二）属于未被污染的食品以及已消除污染的食品用工具、用具，予以解除封存。
因特殊事由，需延长封存期限的，由作出封存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作出延长期限的决定。
第三十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食物中毒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医务人员抢救病人，并及时采取控制措施，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一条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应当作风正派，严格执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200元至5000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卫生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尚未出售和公告收回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五倍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上列情节严重的，可并处吊销卫生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500元至10000元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建或吊销其卫生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未经批准生产经营食品用化工产品的，由县以上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无证上岗，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生产经营者按无证上岗人员每人50元至200元计罚；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所属员工均未培训的，一次性罚款总额不得超过5
000元。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给予以下处罚：
（一）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按每人200元至1000元计罚；
（二）对患有不得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疾病的生产经营人员不按规定调离的，按每人500元至2000元计罚。
上款每项一次性罚款总额不得超过5000元。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或受委托的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规定的义务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包庇、袒护、纵容违法行为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对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月10日
刑事诉讼案件公开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 刑事诉讼/公开/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 尽管法律文本对刑事诉讼案件公开已有初步的规定，但是因为其尚不完善，导致司法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决断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要改变当前法官在审判中的尴尬境地，应当构建比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开机制，保障公众权利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合理界限。
因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立法确立的刑事诉讼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但是“行动中的法”并不总是因循守旧，文本中的法总会被不断突破。[1]（P39）审判公开之外，刑事案件信息由于种种原因被不当公开，使得尚未定论的司法话题不恰当的演变为了公众话题。刑事司法运作中，案件信息公开呈现混乱状况：一方面，公众意见借助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报纸等等现代社会各种及时、高效、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介质，浸入司法的运作过程，导致案件审理法院和办案法官常常处于法律和公众意见的夹缝中艰难决断；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新闻监督权和公众话语权的不当行使，也受到了来自司法领域和法学领域的责难。
一、研究的问题
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让公众与媒体知悉，被称为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各个国家刑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现实中的刑事案件信息公开出于抚慰受害者、教育公众、社会治理以及新闻报道的需要，在审判公开之前、之外，已经被部分地公开了，从而客观上为公众在案件判决前，提供了知悉案件信息的途径。然而，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审判态度的表达，一方面起到了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例如对缺乏程序正义的诉讼过程的不认同，使办案法官不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依法审判；而另一方面，在媒体引导下或者说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判决的不适时、不恰当表达，以及公众在不了解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凭一时感情而对案件是非对错进行的评价，却会极大影响法官正常办案。
随着刑事犯罪的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案件的复杂化，加之公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官的知识并不总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种知识集合上的“相交”关系，导致不同知识背景下两种不同认识之间的误会，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在移植法背景下，这种误会得到再次放大。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判决与公众认同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司法现代性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了断裂。”[2]（P32）作为一个常识：拥有不同知识的两个群体，对同一问题一般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这时与其说公众意见对刑事司法在起监督作用，不如说公众意见已经极大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决断。
1966 年，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Clark）在 Sheppard（注：这里有必要对 Sheppard 一案进行简要交代：塞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 年因涉嫌棒杀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辩称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将他击昏后所造成。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泼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一篇社论题为“为何警察不侦讯首要嫌疑人？”要求将谢泼德拘押在警察局进行询问。另一篇社论则质问“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后，各种形式的媒体仍继续鼓噪。例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警方宣称发现谋杀罪新证据”，等等，诸多报道与评论频频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而对于庭审过程，媒体亦紧追不放。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充斥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媒体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为了竞选连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做出后方才停息。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在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获得联邦法院重审其案之前，谢泼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若干年后，谢泼德的上诉审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载有倾向性内容的剪报，以作为谢泼德受公平审判权利受到侵害的证据，See 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 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审理，但是这一次审判宣告谢泼德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泼德去世。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决中写道：“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鉴于现代传媒的煽动能力和将陪审员与有倾向性的报道隔绝开来的困难，上诉法院有责任对审判情形作出独立的评价。若是审前的倾向性报道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可能损及公平审判，法官应当延期审理（continuance）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沾染之地区进行审判（change ofvenue）。另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sequestration of the jury），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但是，我们应记住推翻判决只是治标之道；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措施。法院必须采取如此措施以保护其秩序不受外界不当之干扰。检察官、辩护人、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或执行官员皆不得影响法院的此种保护功能。”（注：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
公众意见干预司法程序的情况客观存在，其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刑事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注：法官代表国家对案件的权威性裁断，代表了一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完结。而在判决作出前案件信息不当公开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都要由法官来消解。）却在切身感受着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刑事案件公开本身，因为让诉讼尽可能地在阳光下进行已是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信息被不恰当地公开了。可以说，整个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由于缺乏规制，已使司法活动陷入了困境。
二、中国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文本与现状
在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方面，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作了初步的规定，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法律文本粗疏
刑事案件公开机制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的立法在宪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另外，2007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进一步规定了审判公开问题。但是《意见》中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并不易操作。如《意见》第 22 条规定了有权决定裁判文书公开的人民法院和具体的公开方式：“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的情况制定通过出版物、局域网、互联网等方式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逐步加大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笔者通过可以掌握的各种检索途径，没有发现高级法院制订的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
从以上的立法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案件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审前的准备阶段等其他阶段的案件信息的社会公开并没有做出规定。审判公开是以公开审理案件为核心内容的。更具体些讲，指的是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这也被我国学者界定为刑事诉讼的“审判公开”原则。[3]（P86）审判公开本身作为彰显刑事司法正义与司法透明的制度设计无疑是司法进步的标志。但是，立法规定的审判公开满足不了大众和新闻媒体对案件知悉欲求的需要，更无法涵盖司法实践中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已经公布于世的事实。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案件具体在何时公开？ 由谁来公开？ 不同案件究竟以何种方式公开？ 庭审之外法官是否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 法官能否向媒体谈论自己关于案件的看法？ 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指的是哪一级人民法院的庭审和宣判要公开？ 在二审法院对案件正在审判中，一审法院就案件的细节能否公开？ 对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少有可以操作的依据可循。即便是对审判公开进行了相对较为细致规定的《意见》，也不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二）司法运作失范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必然要映射为比较混乱的现实运作。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审判公开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1. 形式大于实质的审判公开。首先庭审公告很不规范，很多案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众无从知悉案件何时开庭，就无法旁听案件审判；其次以笔者大量观察来看，未经法庭允许的记录、拍照、录音、摄像，一般会被法警与法官即刻制止。而申请对案件进行新闻报道需经级别较高的部门批准（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23 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由此可见，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法院本身还是持很谨慎的态度。）。近些年公众能在电视等相关媒体上看到的“庭审直播”都是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并且大多属于“形象工程”，因此通过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这一合法、正规渠道，大众与新闻媒体往往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案件信息。另外，即便是实践中各地法院推行的审判公开后的裁判文书公开，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通过与众多法官的交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裁判文书公开承担的政治功能多于司法功能。哪些裁判的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哪些不能公开，都由法院根据各个案件不同情形定夺。
2. 审判公开之外的“公开”更是混乱。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检察院还没有提起公诉，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便接受了媒体采访；当事人为了争取对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极富智慧”地向媒体透露案情；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和关系网络迅速获取案件信息进行报道；诸多的案件甚至还没有判决，已经成为了民众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对一些案件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公开讨论和投票表决。例如备受公众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在判决还未做出时，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几乎使许霆案家喻户晓（注：这其中有很多电视台进行的关于许霆案的讨论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大家看法》栏目，更是请来了国内知名的刑法学专家、律师、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对案件进行讨论。参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2008 年 3 月 1 日的《大家看法》栏目：《许霆案的法内法外》。中央电视台的这次节目是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之后，2008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之前这一关键时期进行的，鉴于央视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绝对的权威地位，我们很难说，办案法官会不受节目内容影响。在该栏目开始时主持人说：“假如有这么一台自动取款机，你取一千块钱它就给你一千块钱，但是你的账户上却只扣一块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许霆的青年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选择是不停地取钱，取了 171 次，一共拿了 175000 块。他这么做的后果被一审判了无期徒刑。不过这个案子前不久又被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而他那段‘荒唐’的自辩让很多原本支持他无罪的网友都倒戈了。”这段文字也是央视国际网站该栏目的内 容 简 介。具 体 请 见 http：/ /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 = VIDE1204376069652891，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公众意见的作用力进入审判场域，成为法官无法摆脱的“案外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完结是以案件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为标志的。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判决，正在对案件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甚至还根本没有接触案件时，案件的部分案情即见诸媒体，实属违背法理。先通过媒体而不是法庭和案卷了解案件，这难免会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尤其是当公众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已经形成了绝对性的倾向时，法官的裁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成见的影响。而要使法官作出与公众意见相悖而忠于法律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至少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法官将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注：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可能来自上级和相关部门对压力的再下放与强化。）。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法官有时对舆论信息的接触甚至是主动的、兴奋的，[4]（P19）已经形成了审理案件先看舆论导向，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不良司法“惯习”，严重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
三、案件不当公开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法律规定的只有在审判时才能公开的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就可以被公众所知悉？ 公众的意见是如何影响法官审判的？ 重压下的法官如何扮演居中裁断者的角色？
（一）案件不当公开的途径
1. 新闻的本质属性就是不断寻奇求新，发现新闻点。愈是新奇的、重大的事物愈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新闻媒体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获取案件信息。求新求奇的特点也会使新闻偏离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而放大有益于吸引眼球的细节。
2. 因为“媒体曝光”已成为很多案件最终得到解决的契机，被媒体关注过的案件也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这也正是人们利用了司法机关办案不得不考虑舆论压力而进行的“极富智慧”的行动选择。因此很多案件在进入司法途径解决之前就已被新闻媒体捷足先登而见诸报端了。这样一来，很可能还未被司法机关立案的案件，已经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进行过充分讨论。但是因为新闻的视角和标准与刑事司法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差异，无疑使司法机关办案处于尴尬境地。
3. 因当事人担心法院不能严格适用法律，在法院审判的同时就同步让媒体曝光，接受媒体采访以扩大影响，争取舆论支持。这类情形往往是当事人在庭审前法院开展准备活动期间，借助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创造舆论环境，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无疑将法院置于法律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抉择。
